本报记者 韩寒
二里头遗址 资料照片
《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》 科学出版社供图
(相关资料图)
西周青铜利簋,利簋上面的铭文记载了武王克商的信息。科学出版社供图
“二十多年过去了,我们终于能向整个项目组、向社会、向广大人民群众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了。”在科学出版社举行的《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》新书首发式上,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、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长舒了一口气。
记者见到,这是一本黄褐色的厚重大书,封面上印着西周青铜“利簋”,546页,共计83.6万字。
为了这本厚重的大书,不少人从青春年少熬到鬓髭皆白。于是,这本署名为“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”的大书,不仅浸润着200余位专家的年华与心血,更象征着中国学者孜孜以求、不懈探索自身文明历程的态度与精神。
久违了,这份答卷
为什么会有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,以及这份随之而来的《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》?
这要从中华文明的特征说起。
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具有独立起源的古文明之一,延绵流传、从未中断。然而,我国古书上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,只能上推到司马迁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的开端——西周晚期共和元年,即公元前841年,再往前追溯就存在分歧。这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。
究竟有没有夏代?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分野在什么时刻?千百年来,历代学者不断努力解答这个问题。然而,由于研究材料和手段有限,一些关键点上始终没有突破。
“20世纪初,疑古派率先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提出疑问。随后,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特征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,取代了传统的金石学研究,为夏商周文明的探索开辟了新途径。计算机发明后,天文历算进入了前人无法比拟的快捷精准时代。核物理引进考古学领域后,碳-14测年方法的应用对年代学研究是重大推动。”李伯谦回顾。
据悉,碳元素是生命的基本元素之一。具有放射性的碳-14元素随着光合作用进入生物体内,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衰变(经过5730±40年衰减为原来的一半)。当生物死亡后,体内的碳-14得不到补充,只能按照规律进行衰变。因此,根据生物遗骸体内碳-14减少的程度,可以计算出生物死亡的年代。只要获得可靠的样本,就可以推断生物死亡时距今的年代。
随着年代数据校正手段的提升以及加速器质谱法(AMS)的出现,碳-14测年对高精度测量以及对微量样品的测量成为可能。由此,对商周历史纪年分歧作出科学的判断,重估整个中国古代文明的时机来临了。
1995年,系统科学、系统工程及控制论专家,时任国务委员、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的宋健倡议,“组织科学界联合研究中国古代纪年问题”。次年5月16日,被列为“九五”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之一的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正式宣布启动。
作为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大型科研项目,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的研究方法充满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交织的魅力。
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仇士华告诉记者:“研究途径主要有两条。第一条,对传世文献和甲骨文、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、整理、鉴定和研究,对其中有关的天文、历法记录,通过现代天文计算,推定其年代。第二条,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、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,做必要的发掘,取得系列样品,进行常规法和AMS法的碳-14测年。”
于是,一个统摄历史学、考古学、文献学、古文字学、历史地理学、天文学和科技测年等学科的“超级”学术工程诞生了,参与人员是来自全国32家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和文博单位的200余位专家。
作为一个学术项目,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于2000年结题,并发布了《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—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:简本》,给出了西周列王年代、武王克商年份、商代后期武丁以下王年、夏商分界界标、夏代始年等结论。
那么,从“简本”到这本编修而成的“繁本”报告,结题后的20多年,专家们做了哪些工作呢?
“对夏、商前期和西周考古遗址进行进一步发掘,为先周文化和西周考古文化分期和编年提供新材料;建立河南龙山—新砦—二里头—二里岗考古年代序列;进一步深化殷墟甲骨分期研究;校验西周王年和金文历谱。”李伯谦答。
李伯谦回忆,根据简本写就的繁本报告初稿其实出来得很快,但将初稿交付给专家组,根据专家组意见对工程的9大课题、44个专题研究成果进行全面补充,“时间就漫长了,大约从2005年进行到了2016年底。”拟出版的报告交给出版社时,时间已是2017年。经过对内容进行全面且精心的核实与校对,科学出版社才小心翼翼地将这本书交给大众。
因此,这份久违了的《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》,是对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的全面综合与总结,较为系统地反映了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的成果和重要新进展。
穿越历史的迷雾
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的总目标,是制定出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。
具体而言,有四个目标:其一,西周共和元年(公元前841年)以前,包括西周早期、中期和晚期前半段共10个王,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。其二,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,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。其三,商代前期,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。其四,夏代,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。
“我们所做的就是穿越历史的迷雾,给夏、商、周的历史与分界划‘线’。”仇士华这样形容。
其中懿王元年的推定,较有代表性。古本《竹书纪年》有“懿王元年,天再旦于郑”的记载,学者们认为,“天再旦”是一次日出之际发生的日食,“郑”在西周都城镐京附近的华县。根据现代天文学方法,经对公元前1000—前840年的日食进行全面计算,发现只有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日食,可以在西周郑地造成“天再旦”的现场。由此,懿王元年被推定为公元前899年。
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中有这样一段惊心动魄的描述:“二月甲子昧爽,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,乃誓。武王左杖黄钺,右秉白旄,以麾”“帝纣闻武王来,亦发兵七十万距武王”“纣师皆倒兵以战”“纣走,反入登于鹿台之上,蒙衣其珠玉,自燔于火而死”。
这段描述,便是“武王克商”。
在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中,武王克商的年份,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谜题之一。它是商与周的分野,象征着一个王朝的终结和另一个王朝的开始。
先辈学者也曾对这一年份做出探究,所依据的主要是“历术推算”“证诸文献、金文历日”“累计王公之年”“回推天象”等方法,报告中以表格形式列出了44种推断。
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主要依据的,是对丰镐遗址出土器物进行常规及AMS碳-14测年,与此同时,根据典籍记载进行天文推算,最后与青铜上的金文对照,得出最终结论。
丰镐遗址位于今西安市西南郊沣河两岸,是文王迁徙定下来的都城,一直沿用到平王东迁洛邑,作为都城的历史贯穿整个西周。
为了获得该遗址翔实的分期材料,承担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“丰、镐址分期与年代测定”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沛西工作队,在当地进行了多次发掘,其中两个地层为考古学上划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依据。经过对相应地层出土器物进行测年,武王克商之年被限定在公元前1060年—前1000年之间。
专家组在梳理了《尚书》《汉书》《国语》等典籍以及利簋上的铭文中王克商的天象记载后,发现了“岁在鹑火”“岁星中天”等关键信息。根据天文计算逐层筛选,提出了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46年、公元前1044年或公元前1027年三个方案。因公元前1046年与西周金文历谱衔接较好,也符合典籍中的多种描述,因此判断,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之年。
依照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思路,报告中专家组给出了一份“夏商周年表”,三代积年如下:
夏:公元前2070年—公元前1600年。
商:公元前1600年—公元前1046年。
西周:公元前1046年—公元前771年。
“一定会有质疑,但我们坦然面对质疑。争议本身,也是学术向前发展的标志之一。”仇士华说。
中华文明从未断裂
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研究员刘庆柱看来,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极其重要的一环,在于建立了有科学作为依据的夏代基本年代框架。
报告显示: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、墓葬和青铜冶制作坊,出土了青铜器、玉器、陶器、石器和骨角器。依据对出土文物进行常规碳-14测年,二里头遗址第一期在公元前1780—前1708年之间,第四期在公元前1557—前1512年之间。
专家组认为,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出土遗物来看,二里头遗址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阶级分化,当为一处都邑遗址,其延续时间,和典籍里提及的“斟鄩”作为夏代都邑的历史相符合。而且,学界对二里头文化是否代表了整个夏文化的发展过程尚无定论。换言之,二里头尚不是最早的夏文化。
依据典籍里代积年的记载和天文推算,以及对登封王城岗、禹州瓦店、新密新砦等遗址出土的文物进行AMS碳-14测年,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认为夏代始于公元前2070年,终于公元前1600年。
这一结论,是对“夏代是否存在”等质疑的回应。
刘庆柱回顾,国际学界长期对中华文明存在偏见——在19世纪传教士足迹遍布中国时,他们认为中华文明是“西风东渐”的成果;在中国本土发现彩陶器后,他们认为彩陶是域外文明输入中国的成果,直至夏鼐先生证明河南的仰韶文化早于甘肃的齐家文化,彩陶并非从新疆、甘肃输入中原,这种观念才被推翻;在甲骨文发现之前,西方并不承认商代的存在;在甲骨文发现之后,又以没有发现更早的文字为由,否定早商和夏代的存在。
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发展的过程,是一个对自身文明不断发掘、证实,不断体认的过程,刘庆柱感慨。
夏、商、周三代是中国古文明形成特色、走向繁荣的重要时期。因此,建立夏商周年代学“标尺”,于古文明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,于建立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而言,意义也不言而喻。
“从现有的知识体系来看,工程使用的方法是科学的,得出的结论是公允的、值得信赖的。”刘庆柱强调。
因为常规碳-14测年、AMS碳-14测年、天文学推算、金文历谱推算、典籍印证等方式相互结合,是多重证据法的运用,是可以重复的,可以被证实或者证伪的。而可以重复、可被证实或者证伪,正是科学的特征。
“‘夏商周断代工程’,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论,对中国考古学、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建设,起到了好的示范作用。”刘庆柱说。
李伯谦说,他们希望,对夏、商、周文明的研究,能继续深入下去。对于国内外同行的学术意见,他们给予认真关注。对于新发现、新观念带来的认识上的突破和新的研究前进,他们寄予热切期待。
(《光明日报》2022年08月24日09版)